荷兰国际集团（ING）的数据显示，15个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在2014年下半年的净资本流出合计达到3924亿美元，已经相当接近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的资本外流规模。
你本来没有基本面提升的时候，你只是说怀揣着一个梦想，然后怀揣着对商业模式的崇尚，所以你把钱投到资本市场上，这本身是一种全民创业，怎么来理解这个泡沫化。因为我们现在来看，从全球来看，管理资产的规模其实有大概100多万亿美金，中国的GDP占全球的比例大概是12%，也就是说我们用一个比较粗浅的看法，至少未来应该有大概10万亿美金左右可以向中国市场来进行配置。
这是短期有一个加速，加速之后一个月内必然见到震荡。更多的是人口结构、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未来几年政府对于改革创新创业的呵护度是毋庸置疑的。这次我认为这轮大盘很有可能是三个阶段，其中去年到今年的某个阶段我认为是第一阶段，而最近我写了一个报告，我认为第一阶段进入到一个最高潮，而这个最高潮是加速，如果在这里政府还是比较温和，再继续地给力量、给题材、给一些资金，关门继续地引导舆论，如果这种情况下一个月1、2千点完全有可能，是一个进一步加速的阶段，这是一种可能性。政府包括资本市场最不愿意看到的信号，我认为是对配资政策的一个调整，这次我认为不是用印花税的标准，而是对配资的调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当人民币成为其他央行的储备资产的话，那个时候中国的债以及债券的这些标的会成为央行或者养老金必备的必须配置的资产。
等到一个阶段，比如一个月30家，等到下一个月或者是更晚一些，能够一个月两批，每批如果超过30家，那个时候整个的资金跟筹码就开始失衡，可能整个市场的调整压力就会骤然上升。最近都在判断顶，现在大家焦躁的心态都在试图用一个数据证明说，这里还不是顶，这样的心态是不是太早了一点，很多人感觉吃完这一波赶紧把钱抢完，抢完散场，一地鸡毛。2015年2月12日下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境外融资与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由央行上海总部发布，明确规定企业和金融机构可以自主开展境外融资活动，自主选择从境外借用人民币还是外币资金，自主计算境外融资的规模，自主权衡境外融资的结构。
首先，资本市场是完善风险匹配、提供多层次投融资渠道的重要场所。以及支持互联网企业多形式参与上海资本市场，规范开展股权众筹业务，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这些都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补充。目前我国的主银行体系在融资中的角色相对来讲是风险厌恶的，其资产端可以匹配的是收益回报较低、期限较短的信贷支持。上海已经借鉴了美国硅谷银行的经验，于2012年成立了浦发硅谷银行，以加大对于科技企业的服务力度。
实践中，资本市场要发挥集政府资金、国际资本及民间资金三方力量来发展上海的科技创新，成为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现实选择。资本市场与创新的关系，有句话概括的好：sb一样的投入，才有nb一般的产出（企业）。
其中，场外交易市场，特别是新三板市场因在培育创新企业的功能等方面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新三板等场外交易市场将有利于大量科技创新项目投入，有利于科技创新企业从小做大，有利于形成良性循环的科技创新体系。东方证券也积极投身于新三板市场的建设之中，按累计成交量计算的市场份额达到27%，稳居市场第一位。创新企业往往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难题。推动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探索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业务。
另一方面，政府需要进一步简化确认科技成果入股程序等政策，在前期出台挂牌补助政策上，加大力度扶持科技创新型企业在新三板等场外交易市场挂牌补贴。发挥沪深交易所股权质押融资机制作用，支持符合条件的创新创业企业发行公司债券。当前上海在建设四个中心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建设第五个中心——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具体来看，新三板市场支持企业将科技成果转为明晰产权，明确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中享有的权益。
但很显然，很多科技创新企业在初期甚至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更多的是需要风险承受能力强、投资期限较长的资金。轻资产的企业因为固定资产占比较小，缺少厂房、设备、原材料这些银行认可的抵押物而难以从银行申请到贷款。
在金融市场化的大背景下，资本市场也将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主战场。这可以有效缓解轻资产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盘活存量资产，改善资产流动性，增强企业营运能力。
其中，由于前沿科技领域投资的高风险性，对于投资前沿科技领域的私募基金，可借鉴国际经验积极为私募基金提供发挥其风险识别功能的平台。支持上海期货交易所产品创新，加快推出商品指数期货，探索商品期货期权、碳排放权等交易工具。科创中心的建设意味着上海未来将大力支持五新企业（即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新组织）的发展，其代表了产业升级和转型的方向，经济效益高，但发展风险也相对较高。据美国NATIONAL VENTURECAPITAL ASSOCIATION的统计，2013年全美VC公司和基金总数为2205家，筹集资本额达到168亿美元，而中国2013年VC筹集资本额为47.34亿美元，存在较大差距。从市场结构而言，多层次体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包括各类交易所、银行间市场、新三板、区域股权托管交易市场和柜台市场等多种交易平台为支撑，以及股票、债券、各类衍生品、结构化产品等多种金融工具为载体，为企业和投资者提供多种业务模式、风险偏好的全方位金融服务。这些问题并不是传统银行体系所能解决的。
第五，新三板等创新机制将实现资源更高效率的配置。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75%。
这意味着科技创新不仅可以获得国际资本的支持，同时在自贸区这个开放化、多元化的平台下，科技创新企业可以与国际化接轨，获得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容量。其次，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是拓宽社会资金配置渠道，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的必由之路
信贷市场的存贷款利率是金融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利率，考虑到银行业资产规模占全行业的比重及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其利率管制是当前金融资源错配的首要因素。监管当局直接参与资源配置的过程，在证券业格外明显。
四，界定政府与金融机构的责任，强化国企的自身责任，硬化国企的预算约束，打破金融机构对投资人的刚性兑付各种形成的承诺。国企改革的内容很多，其中涉及金融业的改革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利率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利率，主要是央行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利率，如央行逆回购利率。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使得它们挟资本优势，很容易挤压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中国实体经济不振、资产泡沫和影子银行盛行，也与此息息相关。在实践中重大行轻小行的准入策略，限制了中小银行的发展。
具体看来，首先贷款利率应该率先全面放开，取消存款利率管制。鉴于此，金融市场改革首重金融主体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开放市场准入和金融机构主体股份结构的多元化，尤其是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要使得政府退出国有控股地位。
更是当下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根源。部分国有企业和其他大企业在获得较低利息的银行信贷之后，信贷资金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以较高利息辗转贷放给民营企业。
表面上看，监管当局是保护投资者利益，实际上是越俎代庖、代替投资者做决策。这种类似融资许可证的证券审批制，使得股票、债券的壳资源过高，产生了大量的寻租行为。配套取消贷存比控制，减轻银行吸纳存款的压力，发展同业拆借。利率管制造成中国整体利率处于较低水平，使得企业对信贷过度需求。
自2012年新一轮金融改革以来，尚未较好地实现上述改革目标，原因有三。实际上，根据报道，由于资金用途的可替代性，去年定向降准释放出来的存款资金并没有作为增量贷款定向发放到三农或者中小企业，而是部分流向了房地产与股市。
现有国家绝对控股的四大行及保险公司等系统性重要的金融机构，应把国有股稀释至相对控股，甚至不相对控股，部分可通过金融市场股权转让来试点，鼓励、引导民营资本参与改制，择机承接减持的国有股。在放松微观管制的同时，监管机构需要加强行为监管，以监管指标考核监管金融机构，强化对违规机构的事后追责。
放开准入和股权稀释国有股东在各金融子领域的金融机构中都处于控股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国家股东(财政部、汇金及社保基金等)控股重要的银行、证券与保险公司。尽早推进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金融市场化的核心。
